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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強調，推進省市縣派駐機構設置和人員配備等工作，強化職責定位、規范履職內容，提升派駐監督效能；十九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明確要求，要進一步加強紀委監委派出機關對派駐機構的領導，不斷完善紀檢監察法規制度體系。派駐監督作為黨和國家監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明確派駐機構職責定位,理順與駐在單位關系,是切實發揮其監督作用的必然前提和基礎條件。派駐機構的職責定位問題，是關系到派駐機構“受誰領導、對誰負責”的方向性問題，以及派駐監督作用能否有效發揮、紀檢監察能否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原則性問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黨內法規文件明確規定，派駐機構和駐在單位黨組(黨委)是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最近出臺的《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條例》，除重點強調派駐機構要加強對駐在單位（含綜合監督單位）的監督外，還提出派駐機構要“協助駐在單位黨組（黨委）做好巡視巡察工作”。派駐機構的基本職責應該仍是監督，協助駐在單位黨組（黨委）做好巡視巡察，是為了支持和督促駐在單位黨組（黨委）更好地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派駐機構除去監督這個主責主業、以及協助做好巡視巡察工作外，不應承擔任何屬于駐在單位黨組（黨委）的具體業務和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其他相關工作。正確認知、科學解讀派駐機構的職責定位，對派駐機構有效開展監督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有利于派駐機構加強對“一把手”和領導班子監督。派駐機構加強對駐在部門一把手和領導班子監督，既是黨章賦予的必須完成的工作任務，也是提高監督效能的策略和方法。因為只有通過抓住“關鍵少數”，才能教育引領絕大多數，才能促使區域內政治生態和工作作風盡快改變，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然而，過多強調派駐機構對駐在部門黨組（黨委）的協助職責，會在一定程度上極大削弱派駐機構的獨立性和權威性，弱化對駐在單位“一把手”和領導班子的監督。派駐監督作為上級紀委對下級黨組織進行監督的功能定位，天然確立了派駐紀檢組對駐在部門“一把手”和領導班子監督的有利地位，極大地提振了派駐紀檢監察干部敢于、善于、主動監督部門“一把手”和領導班子成員的信心和決心，極大地消除了派駐機構不敢監督、不愿監督、不會監督的問題。并且，這個問題越到基層效果越明顯。如果過多強調派駐機構對駐在部門黨組（黨委）的協助職責，就會把派駐機構對“一把手”和領導班子的監督，從代表上級紀委對下級黨組織監督的有利地位，降維為紀委對同級黨委開展同級監督的不利地位，派駐機構對駐在部門“一把手”和領導班子監督的天然制度優勢就將全部失去，甚至在具體工作實踐中會將派駐機構又淪落成駐在單位的一個部門；派駐機構改革關于對“一把手”和領導班子的監督又將重新回到原點。獨立性是反腐敗機構的重要特征，《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條例》要求派駐機構“協助駐在單位黨組（黨委）做好巡視巡察工作”，并沒有要求派駐機構像紀委對待同級黨委一樣做全方位的協助工作；因為全方位的協助，就等同于默認派駐機構又回到“雙重領導”體制；獨立性弱的派駐機構極易淪為“橡皮圖章”，甚至是與被監督對象形成共謀。“一把手”監督是全面從嚴治黨“最難啃的骨頭”，強調派駐機構的獨立性和權威性，非常有助于“一把手”監督在派駐監督區域率先“破局”；黨中央和中央紀委國家監委之所以一再強調派駐機構“上對下”的監督定位，就是為了增強“派”的權威，就是為了給派駐機構對各級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所有公權力公職人員、尤其是部門“一把手”和領導班子的監督，從“有形全覆蓋”變為“有效全監督”，提供必要的體制支撐和制度保障。所以說正確解讀上級部門意圖，科學認知派駐機構職責定位，是派駐機構加強對綜合監督單位“一把手”和領導班子監督的首要條件。

有利于派駐紀檢監察組加強對駐在部門重點問題的監督。派駐機構的首要任務，就是通過嚴格履行全面從嚴治黨監督責任，督促駐在部門領導班子落實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派駐機構一般人員力量相對較少，面對的監察對象多、需要監督的層級多，監督任務非常繁重。如果再把力量分散，放到對黨組（黨委）的協助職責上面，就很難把監督重點聚焦到“重點人、重要事、關鍵環節”上。當前很多派駐機構還存在著監督抓不住重點、監督方式方法缺乏創新、監督附在表面沉不下去、監督效果不明顯質量不高等問題。派駐監督要實現高質量發展，關鍵是發揮好派駐監督優勢，“把權力制約和監督貫穿派駐監督的全過程、各方面，形成監督權對決策權、執行權的有效制約”。如果過多強調派駐機構的協助職責，就等同于捆住了派駐紀檢組的手腳，派駐機構的監督工作就會受到駐在部門黨組（黨委）干預，以協助為由，要求派駐機構去更多完成應由黨組完成的主體責任，而造成派駐機構監督責任的荒廢、聚焦監督重點的乏力。如山東省威海市文登區紀委監委在圍繞發揮派駐監督嚴肅性、協同性、有效性進行督導調研時發現，部分派駐機構對駐在部門的監督，大多停留在參加黨組班子會議上，對要害部門、重點崗位的權力運行和關鍵環節的監督浮在表面，缺乏深度。個別派駐機構對駐在部門權力運行重點環節和重要風險點認識不清、把握不準，導致監督手段剛性不足，防控措施跟進不夠，執紀問責執行不力，等等。

有利于派駐紀檢監察組長強化擔當意識履行監督職責。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紀檢組長作為派駐機構的領導者和統籌者，對派駐機構作用發揮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派駐紀檢監察組長與被監督單位“一把手”和領導班子成員是監督與被監督關系，擔任駐在部門黨組（黨委）成員，不參與駐在部門分工,是為了便于開展監督，更好地履行監督職責。如果過多強調派駐機構的協調職責，就會使派駐紀檢監察組長混淆“監督”與“被監督”關系，從“監督者”變成單純的“黨組成員”角色。派駐紀檢監察組長如果在“受誰領導、對誰負責”問題上定位不準，過多參與駐在部門業務工作，就會既當“裁判員”又做“運動員”，導致監督底氣不足、派駐監督作用大打折扣。如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對綜合派駐改革調研時發現，有的派駐紀檢監察組組長作為駐在部門班子成員，雖然在分工上未分管其他工作，但礙于情面“專職不專、越俎代庖”的情況比較普遍，85%以上的紀檢監察組組長或多或少地承擔了紀檢監察以外的工作；云南省保山市隆陽區紀委監委對派駐紀檢監察機構日常監督情況進行專題調研發現，部分派駐紀檢監察組長找不準角色定位，在受誰領導、為誰負責的問題上認知淺薄，遇到情況向駐在部門領導請示匯報多，主動向紀委監委請示報告工作少，有的甚至與駐在部門搞“命運共同體”，影響了“派”的權威，等等。這些例子充分說明，派駐機構要想發揮好監督作用，派駐紀檢監察組長就要首先認清自己的職責定位，認清自己的領導部門，否則就會和被監督單位搞無原則的一團和氣，從而喪失斗爭精神，派駐機構的監督作用也將無從談起。

有利于克服一些派駐干部“派”的意識不強的問題。由于派駐機構分散在不同單位，工作中與紀委監委機關以及其他派駐機構聯系相對較少，容易造成封閉式運轉；派駐干部的工作圈子、人際交往多在駐在部門，容易給自己留后手、留退路，在監督工作中當老好人、當甩手掌柜，監督起來縮手縮腳、畏首畏尾；有的派駐人員過去長期在駐在單位工作，習慣站在駐在單位立場上看問題，思維定勢、行為習慣根深蒂固，工作上向駐在部門領導請示匯報多，向紀委監委請示報告少。如河南省濮陽市紀委監委對派駐監督工作情況進行調研時發現，有的派駐紀檢監察組改革后派駐監督角色轉變不到位，沒有完全實現“三轉”，對新形勢下監督內容還不清楚，工作思路還不明確；云南省昌寧縣紀委監委圍繞進一步發揮派駐監督“探頭”作用進行專題調研，發現一些派駐干部對被監督部門的職能職責和人員情況掌握不清楚，對被監督部門的廉政風險點掌握不全面，甚至被相關單位牽著鼻子走;云南省昆明市紀委監委研究室在調研時發現，有的派駐機構負責人政治站位不高，開展工作抹不開面子，對發現的問題“軟處理”；等等。由此可見，科學認知、正確理解派駐機構的職責定位，對于校正派駐機構人員的工作導向非常重要，強調派駐機構的獨立性，淡化派駐機構的協助職責，有利于強化派駐人員身份意識，增強作為紀委監委一份子的責任感和自豪感，從而強化監督意識和提高政治站位意識。

有利于克服一些駐在部門接受監督主動性不夠的問題。一些單位黨組（黨委）主動接受監督的意識不強，不習慣在監督的常態下開展工作，對派駐機構有防備心理，工作支持配合不夠，討論研究“三重一大”等重要事項不及時主動向紀檢監察組報告；一些部門對派駐機構是代表上級紀委監委對下級黨組織進行監督這一理念認識不清，還存有“紀檢監察組是內設部門”的慣性思維，在履行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推進黨風廉政建設等工作時，還存在著黨組安排、派駐紀檢監察組落實的現象。如陜西省安康市紀委監委在圍繞做好群團組織派駐監督工作進行調研時發現，有的黨組（黨委）履行從嚴治黨主體責任不夠，認為監督是派駐紀檢監察組的事；廣西壯族自治區紀委監委駐自治區黨委辦公廳紀檢監察組在對派駐機構如何提高政治站位有效發揮派駐監督作用開展調研時發現，有的駐在部門認為派駐機構是專門監督他們的，對派駐監督有提防和抵觸情緒；云南省保山市隆陽區紀委監委對派駐紀檢監察機構日常監督作用發揮不明顯問題進行專題調研發現，部分駐在部門政治站位不高，對派駐機構認識不到位，把派駐機構當成內設機構，凡是涉及黨風廉政建設方面的工作都想安排給派駐機構；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對綜合派駐改革調研時發現，有的監督單位將主體責任整體“打包”給了派駐機構，致使派駐機構主要精力偏了向；等等。因此作為被監督黨組織，只有對派駐機構職責定位做到正確解讀、科學認知，才有助于進一步強化主動接受監督意識，進一步履行好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

有利于克服一些派駐機構過多參與駐在部門具體業務的問題。堅守“監督的再監督”職能定位，是推動派駐監督高質量發展的前提。派駐機構如果對自身職責定位不清，對“兩個責任”存在模糊認識，就會在聚焦監督這個主責主業時，或者把“嵌入式”監督當作直接參與監督部門具體業務工作，“種了別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或者把擴大監察對象范圍、拓展監督環節，理解成什么都抓、什么都管，造成監督點多面廣、四面出擊，監督變主抓、主抓變包辦；從而出現要么越位、要么缺位兩個極端，嚴重影響派駐機構作用有效發揮。如廣西壯族自治區紀委監委駐自治區黨委辦公廳紀檢監察組在對派駐機構如何提高政治站位有效發揮派駐監督作用開展調研時發現，有些派駐機構沒有充分認識紀檢監察體制改革后派駐機構職能定位，習慣于用老思想、老觀念、老辦法思考和處理問題；云南省昌寧縣紀委監委圍繞派駐監督專題調研時發現，個別派駐機構對監督邊界和力度不清楚，不能準確把握“監督的再監督和檢查的再檢查”職責定位，將監督和督促變成了代替職能部門履行職責；湖南省常德市紀委監委2021年上半年在對派駐機構履職情況調研時發現，仍有少數派駐機構承擔了駐在單位黨風廉政建設日常工作，少數新進派駐機構干部對派駐監督定位認識不夠清晰，履職過程中存在模棱兩可的情形；寧夏回族自治區紀委監委圍繞新一輪派駐機構改革效果開展專題調研時發現，部分派駐機構職責不清，不愿監督、不敢監督、不會監督等問題仍然存在。

（作者：焦俊成 工作單位：河北省紀委監委駐統戰部紀檢監察組；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